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实现京津冀一体化

摘要 : 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最需要做的恰恰是破除行政区划的迷信，如果只想着破除行政壁垒，那就相当于我们承认了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——而不是市场在起最终决定作用。我们更需要反省的是，为什么经历三十余年，江浙两省与上海接壤的县市，其经济发展水平会超过上海郊区，而在京津冀一带却形成了“环首都贫困带”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在“GDP锦标赛”模式下，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上海主动让予的结果，而是江浙两省从上海虎口拔牙的结果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。有媒体报道，今年河北将新增2亿元奖补资金支持环京津地区承接优势产业项目转移。同时，国家发改委还透露道，有关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规划正在紧密制定当中，将尽快对外公布。
京津冀为什么要一体化？那是因为城市群可以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引擎的作用。据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（2014－2020年）》提供的数据，京津冀、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，以2.8%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%的人口，创造了36%的国内生产总值，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。
城市群的作用不用赘述，在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（2014-2020年）》中，共50次提及“城市群”，政府希望通过城市群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。到目前为止，东部已经形成了三大城市群，但是在中西部地区，却还缺乏相关的城市群。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.2%，而中部、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.5%、44.8%。正是因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，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。
那么，今天我们再一次谈及京津冀一体化，又是基于什么考量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，京津冀的一体化程度还相当低，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三地的经济联系程度，都远逊于长三角和珠三角：当我们提及长三角或珠三角时，都有一大批耳熟能详各有特色的大中小型城市——到目前为止，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的前十名都是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，但是在京津冀除了北京、天津、唐山等城市外，其他拿得出手的城市屈指可数。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公众还用“环首都贫困带”来指称这一片区域。
2005年8月17日，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：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，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、32个贫困县，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.6万贫困人口。2012年3月，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持的首部京津冀蓝皮书——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(2012)》指出，“环首都贫困带”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，反而愈加落后。
也正因如此，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，京津冀一体化都颇受重视，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，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、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。
为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能够共同繁荣，而京津冀却出现“环首都贫困带”？这可能是我们在考虑京津冀一体化时所必须要反省的内容。从长三角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，这些城市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上海的技术外溢效应。
关注中国当代经济史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在江浙一带活跃着一群“星期日工程师”——他们是上海国营单位的技术人员，周末下午到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打工，周一回到上海原单位上班，他们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向乡镇企业提供服务并收获报酬。为什么“星期日工程师”这么受欢迎，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是当时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缺乏技术人才，而上海国营单位的技术人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。而这个大背景则是，当时中国有号称800万名科技人员，但其中有1/3闲置无事。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，苏、锡、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“星期日工程师”的便宜，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。1988年第16期《瞭望》的报道称，在上海，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。
今天之所以提及“星期日工程师”，并不是要让河北也学江浙两地企业向北京、天津抢“星期日工程师”，而是需要考虑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问题：那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定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。如果没有以互惠为基础，那么一个城市的繁荣可能会以另外区域的贫瘠为基础。必须要考虑的一个现实是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河北和北京之间经济意义上的联系并不多，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，尽管从地理位置上河北和北京的地理位置更近，但是供应北京的蔬菜，更多的是来自山东，而不是河北。
以往提及京津冀一体化，公众经常谈到的一个现象是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，也正是如此，不少人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同一行政区划。看起来这是一个办法，但却并不现实。它高估了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作用，尽管在京津冀一带存在着行政区划所带来的“贫困带”，但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却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江浙两省和上海接壤的区县，江浙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上海郊县，而苏州市所吸收的FDI更是远超上海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如果只是想办法在行政区划上“大一统”，那就永远无法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。即便把京津冀在行政区划上统一成一个区域，但是在区域内部也会存在着区别——区县和乡镇的区别，难道中国不再设置省一级行政区划就不会存在地域差别了？很显然，这更是不可能。
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最需要做的恰恰是破除行政区划的束缚，如果只想着破除行政壁垒，那就相当于我们承认了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——而不是市场在起最终决定作用。我们更需要反省的是，为什么经历三十余年，江浙两省与上海接壤的县市，其经济发展水平会超过上海郊区，而在京津冀一带却形成了“环首都贫困带”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在“GDP锦标赛”模式下，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上海主动让予的结果，而是江浙两省从上海虎口拔牙的结果。
京津冀要实现一体化，关键是要看河北自身努力，而不是坐等京津腾笼换鸟将相关产业外迁。现在昆山GDP之所以能够在县级市中高居第一，它是昆山政府和民众努力的结果，而不是依靠上海的恩赐。